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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3期（总第18期）。作者李钧鹏、张志强以社会学的方法为我们讲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职业图景，这就是在在理发行业，为什么绝大多数理发师都是“Tony”（托尼，男名）？理发是一个与美和时尚高度相关的行业，它需要从业者有耐心、善于处理细节、能提供情绪价值，从传统性别印象来看，应是女性理发师居多，而事实却相反。作者从入门（职业教育、师徒制）、劳动过程、职业退出等诸多方面作了描述和解释，既分析了结构性因素，也描述了个体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理发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扩张。中国现有理发店及相关企业约114.4万家；近10年的企业注册量呈快速增长趋势，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的注册量就达到52.9万家。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无论是高档理发沙龙还是街边无名小店，理发店早已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存在，其门口醒目的三色旋转灯也成为最常见的都市景观。或许是因为理发店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于接近，理发师作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始终没有引起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简单的观察：理发师普遍以男性居多。理发店里当然不乏女性员工，但她们往往只担任前台、收银或接待角色，极少有女性理发师，而这一点在大城市和大型连锁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在日常用语中也坦然地把理发师指称为“理发小哥”或戏称为“Tony老师”，这种以男性化称谓指代一个职业群体的做法愈发凸显了理发师的性别特征。美发业是时尚的行业，理发师是时尚的操刀手。通常被视为心灵手巧、追求时尚的女性在理发师职业里逐渐消失，而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男性却反而拿起了剪刀，摆弄起时尚。

　　职业领域的性别隔离现象可谓屡见不鲜，“男性化职业”如医生和卡车司机，“女性化职业”如护士和幼师，男女劳动力比例接近的职业则被称为“中性化职业”。理查德·安克（Richard Anker）将职业性别隔离划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两类，前者是指男性和女性在不同职业类别中的不同分布，后者是指某个性别在相同职业中总是处于较高层级和水平。职业的性别隔离会造成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都集中在一些低收入、低声望的职业里，并且只能占据其中的低级别岗位。即使是中性化职业，其依然存在性别垂直隔离现象。理发师这一职业为什么会存在性别隔离？

　　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都是从供给角度出发，忽略了性别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安排，即没有看到组织、制度、文化观念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从需求角度出发的科层制理论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与组织的多样性，也没有考虑性别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的交互效应。同时，这些理论都是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与中国的经验现状存在一定张力。因此，在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理发行业时，它们的解释力仍有欠缺。

　　本文的研究现象与既有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考察的是男性如何进入女性似乎占据技能优势的职业领域，并发现这非但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性别秩序，甚至会再引发新的性别隔离和不平等。不仅如此，既有研究通常只关注劳动过程本身，而忽略了工作场所以外的教育和生活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于是，本文把视角拓宽到前劳动力市场，关注从业者的教育阶段即职业教育与学徒制阶段，考察技能学习过程中的性别分化，通过结合理发师职业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并加入城乡等其他不平等维度，来详细刻画理发师职业性别隔离的变迁过程。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一方面聚焦于职业学校美容美发专业建设、学生管理等相关问题，另一方面着重对理发店服务品质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虽有少数社会学研究将理发师及其劳动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多为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事实上，理发店员工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笔下的空乘人员一样，需要大量身体仪态与情感劳动的训练；理发师甚至经常以“交朋友”的方式进行深层表演（deep acting），旨在通过与顾客建立友好关系来提高回客率。不仅如此，理发劳动是透过说头发（hair talk）、说产品（product talk）、说个人故事（personal talk）等一系列“言说”来完成的。因此，理发店中的服务绝不只是发型整理这么简单，他们需要经常与顾客沟通交流，优质服务者更是被要求时刻掌握顾客需求和情绪变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有一定的肢体碰触与温柔的话语询问，从而让顾客产生被照顾甚至被宠爱的感觉。

　　以往研究认为，情感劳动的商业化存在着女性化趋势。然而，同样需要大量情感劳动的理发工作，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别景象，这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和思考。近些年，有研究开始将性别因素纳入考量，发现理发行业的劳动分工体系是围绕性别和年龄的交会展开的。但理发行业本身的组织变迁未得到充分关注。理发师作为传统服务性工作，似乎有足够多的理由和其他服务业一样成为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毕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中女性从业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居于最高，基本为60%，城市服务业中女性比例更是一度高达70%。然而，如今女性的职业空间不断被压缩，年轻男性反而成为理发师的主要构成。该现象原因何在？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关注静态的机制因素，更要站在历史维度，考虑时代背景与结构变迁。

　　那么，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家政工、助产士、护理员等传统上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性别分化经常被谈起，而男性进入传统女性职业却鲜少提及，属于常被忽视的领域。同时，当我们关注某一行业的性别分化时，不仅要研究性别的分布状况，更要关注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学者指出，在现代职业的形成过程中，男性把持了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女性则遭到排斥或沦为男性的助手。在此过程中，女性话语权受到压制，男性紧握着传统优势行业的控制权，并对女性参与构筑了屏障。同时，对于男性如何进入那些被视作传统“女性化”的职业，他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有关理发师的社会学研究大多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出发，把理发师的工作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美学劳动的结合。理发劳动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性别的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存在“性别盲视”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理发业相关从业者的劳动实践引入性别隔离的研究视野，不仅将理发师及其劳动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关注理发师受到的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而且更希望展现劳动过程与结构性因素对于性别规范的具体塑造过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将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微观互动作为研究重点，关注理发师的主体能动性，将他们看作具有理性能力的行动者，来探究性别隔离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图1展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视角拓宽到技能学习阶段，从入行前的职业教育分流与学徒制排斥，到入行后的多因素阻碍，考察行业组织、雇主、同事与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如何共同制造出理发业的性别隔离。同时，我们还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展现理发行业劳动者的主体表达和主体实践，详细刻画“女退男进”的发展路径与过程。

　　从当前理发业营业状况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理发店：自雇的家庭理发店、雇佣少量理发师的小型理发店（一般为单一门店）、雇佣大量理发师和助理并强调服务质量的大型连锁理发店。理发行业从业者由多种角色构成，包括理发师、店长、经理、前台收银员、洗头工、接待服务员，以及清洁阿姨等。本文主要以大型连锁理发店中从事美发与服务的理发师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出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对家庭式和小型理发店也有所考察。因为理发行业异质化程度较高，即便同样是理发师，因为不同门店、不同等级，收入也会有较大差距，从月入两千的理发助理到年薪百万的明星发型师都存在。本文选取大型连锁理发店有两方面因素考量，一方面是相较其他两种理发店，它的劳动过程更丰富，服务更加细致与全面，更能深入展现行业的复杂景象；另一方面，大型连锁理发店因规模效应与品牌优势，正逐渐取代其他两类，因而更具有研究前景和价值。本文所说的“理发店”“XX造型”“美发业”“美发沙龙”均指向狭义的以洗、吹、剪、烫、染、护等为核心业务的发型服务组织，即一种依赖个人技艺与情感劳动的现代服务业，不包括美容美体等行业。这是少数至今仍大量保留传统学徒制的现代行业之一。

　　本文以M和D两家位于武汉的大型连锁理发店为主要田野点。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省会和国家中心城市，辐射中部地区，常年吸引来自湖北、河南、湖南、四川等地的流动人口，是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发师均来自外地，大部分为农村户籍。同时本文还选取安徽省宿州市的三家小型理发店作为补充田野点。宿州市位于安徽省北部，有500万人口，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本文通过选取不同省市、不同体量的理发店进行对比考察，旨在分析不同体量、不同形式的组织对理发师的影响。

　　作为一项质性研究，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我们首先是作为理发店的顾客，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攀谈（包括诉诸“老乡”关系）的方式与理发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建立关系。同时，我们通过寻找中间人来详细了解理发店的内部运作。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理发师、学徒、前台小妹、店长、顾客（未放入信息表）。资料主要通过多次无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以及日常对话收集得来，访谈时间基本为2至3小时。虽然大型理发店中的女理发师寥寥无几，我们仍利用“滚雪球”的方式采访了几位女性。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差异化的访谈对象，以增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从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我们在武汉与宿州两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研究。在访谈的同时，我们还在理发店进行了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尤其是近距离观察理发师刘明和阿龙的工作，每次时间长达一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上海的一家理发店进行了简短的调研。

　　理发师在前期教育阶段投入较大，不仅需要美发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还需要买假人头（假发头模）、剪刀、梳子等这些必要的学习工具。很多家庭对于无法继续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的女生持有的态度是不愿她们再“浪费”时间和家庭经济成本，转而让她们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增补家用。此类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特别是当一个家庭面临不止一名子女上学时，大部分家长会选择让男生继续就读普通初中和高中，而让女孩流向就业大军。传统性别偏见造成女性在较低层次的职业教育中流失严重。不仅如此，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与性别分工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很多专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例如，在职业学校中形成了以工科为主的汽修、土木、电焊等“男性化专业”和护理、文秘等以服务为主的“女性化专业”。甚至不少学校在招生时就已经开始了性别筛选。小黄是一位刚从美容美发职业学校毕业的男生，目前正在M理发店里当学徒，他还记得最初选专业时的情景：

　　美容专业和美发专业的性别分化问题不仅出现在学生之中，在教师群体内也十分明显。我们在武汉市调研了一所全日制公办职业院校，在武汉地区颇有名气。美发专业与美容专业同属于学校的艺术与形象设计部，专业教师共有9人，其中女性6人，男性3人。虽然女教师为多数，但她们无一从事美发专业教学，而是集中于美容、化妆和美甲等领域；男教师的教学领域则皆为美发，并有2人拥有高级讲师和高级技师职称，比重远高于女教师。这一现象也普遍出现在其他职业学校中。此外，不同的性别特质在职业教育过程中会被格外关注，如女性特质中温顺的态度、青春的身体和体贴的性格，男性特质中吃苦耐劳、能担当、有责任感等特质都被运用到教育安排中。与此相连接的劳动力市场将这些教育的“成品”进行分配，直接影响到职业的性别分布，加剧了性别分工的固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可以解释某些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由于男女性别教育的差异产生了对职业的不同期待，不同性别的人“天然”地分流到不同专业。

　　职业学校以考取“美发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为教学目标，但对于理发师来说证书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否拥有独立操作能力和符合市场需求的理发技术才是立身之本。这使得学校的教学目标与实际的工作要求严重脱节，大量的表演和比赛忽略了情感劳动的实际训练，违背了以顾客为中心的宗旨，这样的教学往往适得其反。所以时至今日，学徒制在理发行业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学徒制作为通过观察、模仿师傅的技艺，在实践中自然习得技能并受用终身的学习方式，曾是人们学习技能的最普遍形式。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学习模式已逐渐被学校教育所取代，但因理发师手艺的特殊性，需要长期实践，再加上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因而其仍是少量保留学徒制的职业。除了理发技艺之外，理发师所需话术技巧往往也只有在长期紧密的师徒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效培养。所以，学徒制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维系理发师职业的关键制度。

　　但是，学徒制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学徒需要有亲戚或朋友介绍，而成为理发师学徒尤其依赖强关系。上文提到的小宇，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中专学习美容美发，在朋友介绍下从湖北老家前往天津滨海的理发店打工，当了三年学徒，之后又在天津陆续干了六年才回到武汉，依靠亲戚介绍进入了M理发店。当我们问起刘明是怎样成为理发师的，他的回答是家里人觉得他个子矮，不能干重体力活，只能学一些小手艺，正好身边有亲戚干理发这一行，所以就让他过去学，以后好糊口饭吃。在这种学徒制的关系网络中，女性并不受青睐，并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排斥。

　　由于女性理发师的稀缺，女性缺乏进入这一职业的强关系，无法进入理发店内学习，只能通过已有的强关系进入常规女性化职业。不仅如此，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师徒关系具有高度亲密性和人身依附性。如今理发行业的学徒制虽然不再需要磕头敬茶等传统拜师过程，但本质仍是类似的，都是通过师傅长时间的言传身教与徒弟的观察模仿。学徒阶段普遍需要三年以上，并且还是在“这个徒弟开窍活泛的情况下”（刘明语）。师徒长时间的紧密相处，甚至吃住、工作都在一起，这非常容易产生家人般的亲近性。其间师徒双方往往会建立一定的情感联结，即使学徒期结束后仍会维系。小宇回忆起他当学徒时的经历：

　　到了世纪之交，理发师职业的性别构成经历了显著变化。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对于时尚与个人形象投资的渴望急剧上升，这种消费需求催生了相应的资本投入。由此，追逐潮流风尚的高端美发沙龙应运而生，改变了传统理发业态。理发业的经营模式也由单一逐渐走向综合，形式日趋多样化。品牌机构趋向连锁、加盟的经营模式发展。通过连锁经营方式，理发店能够迅速扩大客户基础，并实现规模效应与良好口碑的叠加优势。所以众多理发店开始追求升级转型，采纳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并以“美发沙龙”等高端品牌形象向市场推广。

　　然而正是由于各种连锁门店遍地开花，行业内竞争愈加激烈，这直接导致理发师们的工作强度剧增。理发师经常要在饥肠辘辘或餐食无常的情况下长时间、高负荷地工作。在这种环境下，男性的体力优势便展现出来。女理发师花花也坦言道：“他们男生可以不吃饭干一天，但我们女的就不行了”（花花访谈资料：20220821）。理发师的工作由之前的清闲、稳定，转变为劳累、变动。行业经营模式的更迭深刻影响了职业的性别分工。连锁理发店注重精细化的操作流程和高效的绩效管理，对员工展现出较强的组织纪律性要求。

　　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量通常较大，并伴随着更为严格的规范与训练。以M连锁理发店为例，作为一家高档连锁理发店，它从创立之初就以追求时尚和服务为宗旨。理发师具有明显的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洗头学徒、理发助理、烫染师、发型师、设计总监。迎宾引座、洗头按摩、递送饮料等每个环节均由专人执行，保证了标准化和高质量的客户体验。此外，这家店还采用了一套严苛的请假制度，请假时会根据理发师的收入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等级越高的理发师扣费越多。这样苛刻的请假制度不仅迫使理发师“主动”牺牲个人时间以换取更高收入，而且不合理的组织规训对于女性而言更是不利。蓝蓝是M理发店的一名前台收银员，负责结账收费和办理会员卡等业务。但我们同时了解到，在担任收银员之前，她也是一名理发师。她至今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仍会感到焦虑：

　　理发师的职业特殊性在于需要长时间站立，并大量接触化学染剂，这会对从业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处于孕期的女性。于是女理发师会在孕期选择退出，然而当她们再想返回时，却因为客源流失而难以继续。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育特征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影响着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前景。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女理发师时，这些男理发师几乎异口同声给我们这一答复：“女的吃不了这个苦”。许多男理发师都拥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女性贪图享受、不能吃苦、不会钻研技术，并且由于生育问题，职业发展不稳定，所以干不好理发行业。吕昊向我们谈了他对女理发师的看法：

　　我们访谈的大部分男性都持类似看法，而且这种刻板印象也成为店长不愿雇佣女理发师的理由。店长刘明就持这种观点：“女的不能吃苦，干不了多久就要走，结婚生孩子去了”（刘明访谈资料：20220805）。话语的言外之意是，男理发师会努力钻研技术，职业发展更稳定，也更能吃苦耐劳。对于雇主而言，招聘的第一原则是利益，他们需要大量便宜、好用、事少又能挣钱的劳动力。从小就被教育“吃苦赚钱”的农村男性，自然会为理发店老板所青睐。虽然招聘时不会出现明显的性别歧视话语，但女性遭受的就业歧视却是真实可见的。

　　伴随着家庭化出现的生育、抚育等再生产负担无疑增加了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加剧了她们与职场工作的冲突，形成“母职惩罚”。女性会由于生育等问题对其就业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对于理发师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来说，家庭化更是加剧了家庭与工作的冲突，雇主的歧视更加明显，工作中断所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早、更剧烈地承受了家庭化的压力。王英是前卫造型的前任店长，也是一名女性理发师，事业正蒸蒸日上。但农村的父母却早早催婚，她原本也想着夫妻双方可以相互照应一下店内的生意，但没想到结婚之后，她一个人不但要忙店内的生意还要照顾小孩。王英这样描述她的生活：

　　但问题在于，理发师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质量判定标准。理发师的技能不仅需要顾客的认可，还必须拥有一定自主权进行个性发挥。为了实现这一点，理发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向顾客解释这样设计的理由、指出顾客头型和发质存在的问题，并展示发型如何贴近时尚潮流。通过这样做，他们能够有效地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让顾客深切感受到专业美发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很多顾客会感叹自己原本不想剪某个发型，是在理发师的劝导下才改变了主意。在理发师的精心引导下，顾客逐渐接受并学会欣赏自己的新发型。显然，理发技能本身介于清晰和模糊之间，技能的好坏是无法通过成果直接判断的。因此，断言男理发师技艺优于女理发师纯属无稽之谈，而认为女理发师能力不及男性，就更可能是性别偏见的体现。技术的价值常常是围绕着权力结构所建构出的，所以即使女性从事与男性类似或是更复杂的工作，女性的价值也往往受到贬低。

　　无论是雇主还是顾客，甚至包括从业人员自身，对于女性的社会想象都是“外表漂亮、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性别化想象。这促使人们认为女性更适合承担前台接待等角色，而不太适合拿剪刀成为理发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理发行业的晋升空间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晋升空间有限，基本只能担任引导员、服务员或收银员等低端职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晋升空间越发狭窄。男性又通过对女性技能的贬低，固化了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女性也会将这种印象内化，影响着她们自我的职业选择。女理发师不但要特别努力展现出更优秀的工作能力，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还需要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待。面对这些外部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很多女性只能选择早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承担家庭责任。

　　花花也表示，女性很少选择理发师这一职业，部分原因在于其中很多人进入了美容美甲行业，相比理发师更加自由，收入可观，而且顾客以女性为主，工作环境更轻松自在。美容行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由女性构成，互动频率更高，往往是熟客，劳动过程与情感劳动更为紧密。并且这些行业具有很明显的性别排他性，男性目前还难以进入。所以女理发师稀缺的原因还在于她们积极迎合顾客新需求，主动开拓了其他新兴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她们的开拓同时也是一种被动逃离。她们从理发业逃离至美容美甲等行业，有利于摆脱原有“洗头妹”“发廊小姐”等污名化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为女性扩大了经济独立和参与社会的空间。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选择也反映出女性对现存性别规范的无奈妥协。

　　同时，还存在第二种形式的逃离：部分女性选择逃离大城市而退守在小城镇或社区的小型理发店中。尽管她们依然坚守于理发行业，但已经从先前学习和工作过的大城市中逃离，从大型连锁理发店中逃离，不愿再与大城市中的男性竞争。转而，她们在小型理发店中找到了归属，这里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主权，工作环境相对宽松，压力较小，生活节奏也更为平稳安逸。例如前文提到的女理发师王英，早在2004年就在上海的理发店里学习，但她家人始终不支持她在大城市里打拼，并认为女孩子长期在外漂泊会不安全，应该尽早回家结婚。面对家庭的压力，王英感到无可奈何，最终还是被迫妥协。但她不甘心婚后只做一名家庭主妇，后来又在老家附近的社区里开了一间家庭式理发店。这样的选择既是实现城乡流动并留在城市的现实途径，同时也是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最佳选择。

　　理发师职业曾长期被归类为技术含量低、劳动重复性高、工作时间长且收入较低的辛苦行当，因此对男性从业者而言，并未展现出较大的吸引力。但随着理发行业前景的不断提升，男性开始大量进入，重新定义并主动接管了这一职业。理发师的收入主要来自微薄的底薪与数额不等的提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因此，获得更高提成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而提成金额又与顾客数量直接相关，所以能否留住常客对他们来说就格外重要了。理发业的创收来源主要是烫染，烫染的提成会占到理发师收入的绝大部分。通常情况下，女性在烫染上的花费动辄三四百元，甚至上千元，远远超出大多数男性顾客的消费额。谷风这样描述：

　　在这种提成计件制的激励下，理发师不断精进技艺，提升服务，希望留住更多常客，获得更多收入。谷风给我们透露，在大型连锁理发店里“厉害”的理发师月收入在一两万是很常见的事情。随着消费水平的普遍上升及专业化程度的日益增强，美发业已逐渐被视为时尚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此背景下，理发师的职业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被单纯地看作从事简单的、服务性的、属于女性的工作。发型设计开始被看成展演时尚，甚至是艺术创作，它被要求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来完成。这时男性便把自己塑造成“专业”的化身。在采访中，很多男理发师以成为业内知名的专业设计师为目标，将理发师视为可以长久经营的职业。

　　对于新一代年轻族群而言，理发也不再只是“学技术翻身”的谋生技能，而是具有探索自我的意涵。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化”的职业领域，往往遭受着社会地位偏低、薪酬待遇不高以及晋升机会相对匮乏等困境。男性倾向于将这些职业标签化为“不适合男性”的工作，进而倾向占据那些地位更高、收入更丰厚、职业前景更为广阔的行业。然而，随着理发行业的就业前景日益光明，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男性开始积极主动地涉足这一领域。小黄就是因为看好理发师职业的未来发展，在选择专业时果断选择了美发专业，他说：

　　女性所集中的小型与家庭式理发店相较大型连锁理发店而言，更侧重于功能性的美发服务，没有按摩茶水等额外服务。从业者的劳动过程相对简单，更多的是理发劳动的体力属性，所以她们的劳动被认为是低技术的体力劳动。而在大城市以男性主导的连锁理发店中，更强调时尚的发型设计与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展现的是理发劳动中的美学属性。男理发师会被认为进行了更高端的审美与情感劳动。可见在同一行业、不同的组织制度下，因为组织模式、商业定位与劳动细节的差异，性别分工展现出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男性从业者通过强调自己的时尚敏锐度与专业造诣，以此为依据收取高额费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却采取贬低女性同行能力与技术的策略，试图借此提升自身的职业地位与声望。

　　随着行业的持续升级转型，大型连锁理发店逐渐取代了众多家庭式与小型理发店，成为市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匠人行业”华丽转身为“美的行业”，昔日发廊内“洗头妹”的角色已悄然进化为美发沙龙中的“设计总监”。此番变革之下，上至顶级设计师、理发店经营者，下到基层的学徒与助理，这一行业的从业者群体逐渐以男性为主导。昔日那份被视为女性专属且“不适合男性”参与的体力密集型工作，如今已彻底重塑为一项“适合男性”的时尚工作。虽然男性进入传统以女性为主导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却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性别现状。男性会通过性别划界的方式重新建立性别秩序，强化性别权力。当大量男性涌入理发师行业后，他们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有意识地占领职业的优势地位，树立性别屏障，并再生产出新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男性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会主动调整自己的外形气质与人际互动模式，来更好地应对理发工作的种种难题。在理发店里，传统上大大咧咧、不修边幅、渴望主宰的男性形象被刻意掩盖，呈现出的是干净、温柔、体贴、细腻的性别气质，并主要在男理发师的外形打扮、与顾客的互动中得以展现。我们留意到，男理发师的装扮比普通男性更加时尚潮流。耳环、染发、前卫的发型、鲜亮的衣服、惹眼的配饰几乎成了“标配”。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审美的整体变化，另一方面是顾客、商家、理发师等多方主体共同建构下的产物。这在高档连锁理发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D店的理发师阿龙在手腕上一直戴着一个绿色的手环，他说这是店内对于员工服装造型的特别规定。D理发店明文要求理发师身上需要有不少于三件配饰，如手环、戒指、项链等。刚入行的员工需要统一身着公司分发的黑色西服式外衣、白色裤子，入行已久的理发师虽然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自行搭配服饰，但仍会受到店长的实时监督和指导。同时，理发师的发型作为展演审美技能的重要窗口更是受到了严格管控。阿龙的头发染成了亮眼的粉红色，他向我们抱怨：

　　除了企业对理发师的外形进行严格管控，理发师自身也为了提升审美技能、赢得更好的职业发展，选择主动学习形象管理，积极使用自己的身体展演时尚。长发飘飘的理发师谷风身着新潮汉服，外形惹人注目。他向我们表示，在理发店里，如果不把自己打扮得时尚或者有特点，就不会有人来找他们剪发，因此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外形。男理发师除了在外形方面迎合顾客的喜好，更会在与顾客的互动中，加入温柔体贴、共情能力强等更适合情感劳动的特质。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经济日益独立。在消费决策、消费取向方面，女性都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相比从前，中国当代女性的购买力越来越强，服装与美容更是占据女性个人消费的半壁江山，这让女性消费群体成为商业资本的重点目标。理发行业同样如此。男理发师经常会关注女顾客的穿着打扮，通过夸赞外貌让顾客开心，有时甚至会主动进行情感互动，关心她们的家庭琐事，并以男性视角提出建议，所以男理发师会更赢得这些女顾客的青睐。吕昊就颇受女顾客欢迎，他的客源中三分之二都是中年女性，这使得他经常获得大量提成。我们通过观察发现他的窍门就在于会熟练运用各种“话术”，面对不同类型的女性扮演着不同角色。吕昊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策略：

　　我们具体分析了理发业的相关特点、理发师的教育与劳动过程，指出原因不仅在于外部结构的客观限制，还在于劳动者个体的主动与被动选择。女性在入行前就遭受了结构性的种种限制，职业性别隔离已然产生。在职业教育时期，由于教育特性与传统偏见，造成职业教育中女性流失严重，专业设置又让女性分流到更符合社会性别角色的专业中去。与此同时，学徒制是理发业仍坚持的重要学习制度，其入行门槛往往依赖于亲戚朋友所构建的紧密社会网络关系。然而，受限于信息的同质化以及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女性群体在这一行业内逐渐遭受边缘化。而入行后，由于经济体制与行业变迁的影响，女性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是造成职业性别隔离的根本原因。这反映了深层次的性别权力问题。由于身体特征和生育特点，女性在求职过程以及职场中经常面临多种形式的歧视。男性同事通过刻意贬低女性的技术和能力，进行性别划界，甚至会利用性别的刻板印象造成制度性的排斥。同时雇主更青睐能“吃苦赚钱”的农村男性，认为女性很难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而顾客也在行业设置下固化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女性不得不选择逃离，早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本研究发现，女性无论是被迫逃离原有行业，进入美容美甲等其他行业，还是被迫离开原有的就业环境，退守在小城市或家庭理发店中，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相比之下，男性则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随着职业地位提升和收入增加，大量男性劳动力选择进入，他们便通过贬低女性的能力和技术抬高自己的职业地位，把一份原先“不适合男性”的低技术体力工作，重新定义为“适合男性”的高技能专业工作。面对不适应，男性倾向于采取措施主动调整自身以满足行业需求，发展出男性策略，并逐渐形成行业规范和群体文化。男性利用这些策略积极抢占地盘，树立屏障，逐渐接管并形成行业垄断，最终呈现出职业性别隔离的景象。

　　本文把视角拓宽到前劳动力市场，是希望超越劳动过程本身，考察工作场所以外的教育和生活对职业性别隔离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我们希望本文能启发对“女退男进”现象的反思，并在经验层面上回答职业性别隔离出现的结构性背景、开展过程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已有学者注意到女性进入传统“男性化职业”的新现象，但反观男性进入传统女性职业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近些年来，许多传统服务业开始大量雇佣男性，职业的性别界限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男性愿意跨越职业的性别边界，积极适应变化并主动改变传统男性气质。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单一视角，不仅要关注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同时也要看到男性跨越性别藩篱的过程，这样才能冲破以往性别研究的限制，展现出多元的面向和可能。

　　最后，本研究发现，即使在“适合女性”的领域，女性也并没有占据优势。女性的技术和能力遭到贬低，男性却被塑造成技术高超和专业的代言人。女理发师的职业发展与道路选择的例子说明，性别研究不能只看到性别的分布状况，更要关注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男性“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多，女性却难以挤进传统男性行业，其就业空间大大压缩。虽然男性进入传统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会打破性别的刻板偏见，并改变传统职业的性别分布，但这并不会消除职业性别隔离，相反会再生产出新的不平等性别秩序。